人民币国际化宜稳不宜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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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人民币的作用可能会大得多,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速度将快于大多数人的预期。

作者:白士泮 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最近,由于中国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e-CNY)的研发和测试,明显领先全球。加上目前正值疫情期间,美国再次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美元贬值,通胀预期高涨,还有造成热钱冲击和扰乱新兴市场。一时之间,舆论界把数字人民币的积极推展与人民币国际化密切挂起钩来,认为中国想尽快以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交易与储备货币。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亿万富翁达里奥近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也表示: “未来几年人民币的作用可能会大得多,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速度将快于大多数人的预期。”

数字货币的出现的确能在技术层面上助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要成为国际交易与储备货币,更需要国内和国际多方面的条件配合。笔者之前在早报发文,中国虽然基本上具备了经济条件,但金融和国际条件还没有成熟。

一来,中国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建设与茁壮是必要的金融条件。只有具备监管到位治理完善的成熟金融系统和有相当规模资本市场,才能提供境外人民币良好的投资渠道以便长期稳健保值增值,增加人民币的吸引力;

二来,中国近期才开始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 境内外资本的相互流通逐渐加强, 使得中国金融部门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国际利率和汇率的变动, 都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 加大国内市场的波动性, 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完善跨境资本管理政策工具,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体系,应对金融市场震荡乃至金融危机的机制建设与经验累积 , 如提升风险监测手段,防范热钱大进大出带来扰动,管控国际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等方面迫切需要加强;

三来,一个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是需要 “你情我愿”的国际合作,不是中国单方说了算话。中国因此需要在国际外交场合做更多工作,争取更多国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与认可,比如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的体制与治理,乃至法律与司法的制定与运作等有一定的了解与尊敬。习近平主席最近强调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以帮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这方面的努力不只能化解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战略,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循序渐进的金融市场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水到渠成。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就曾多次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上月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是取决于体制、政策上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是取决于技术上的因素。

我们可以从中国如何应对“三元悖论”(或“三难选择”)看出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并不急于求成。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针对开放经济体的政策选择问题,提出“三元悖论” - 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本国利率水平的可控性,汇率的稳定性与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中,只能三选其二,不可能三者兼得。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与市场化之前,选择掌控利率和汇率, 但它就必须限制资本流动,所以中国实施了资本项目控制。

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开放,中国开始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后来因为国际国内的金融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其间也遭遇到了一些严厉考验。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 (“811”汇改) 宣布让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改变原来人民币兑换美元中间价由做市商集中报价形成, 转为参考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而决定。但由于面对国内经济放缓和美元加息强势, 人民币在“811”汇改宣布后遭受巨大下行压力,国内资本的大量外流, 促使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速度,同时继续管控内资外流但加大放宽外资内流 (宽进严出)。舆论界包括官媒普遍认为当时中国汇率政策的重点应是求稳, 而非急于求变,以顾全大局,即管理好宏观经济促进稳健经济增长为重为先。

所以直到今日,中国应对三元悖论的政策倾向是维持独立货币政策, 推行可控渐进式的资本项目的开放, 同时执行管理式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合理区间波动。换言之,中国目前不是三选其二,而是达到了一个目标(掌控利率),同时在可控情况下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控制,也逐步允许市场供求形成汇率。如此顺序渐进的开放给以决策者时间建设处理金融震荡乃至危机的机制与经验的累积,提供外汇与金融衍生品市场茁壮成长的机遇,也让金融业者有宝贵机会实习並建立其金融风险管理的能力。但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需要按部就班,对应与配合资本项目开放的进度。

主权信用货币做为国际货币的争议

再者,以主权信用货币当国际交易与储备货币使用存在着内在缺陷,那就是它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就像今天的美元,它不能超脱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而能及时、灵活地根据全球流动性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所以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与美元超发后,就曾表示全球需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前英国央行行长及欧洲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马克•卡尼(Mark Carney) 在2019年8月在一个全球央行年会也表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必须终结,以削弱美元单边主义的溢出效应。但他认为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某种形式的全球数字货币 - 类似于脸书(Facebook)提议的Libra (已改名为Dime),因为这将比让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被另一种主权信用货币如人民币取代要好。

换言之,人民币要争取做为国际交易与储备货币,除了美英等西方大国主观上会多加阻扰之外,中长期客观的发展包括国际社会缺乏对主权信用货币的信心和数字货币技术可能产生未来的各种可能性,都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与其随某些舆论界不理智地高估高喊人民币国际化的即将到来,不如比较务实扎实的练好“内功”,做好能力所及的工作,例如中国今年2月宣布参与由香港、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中国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m-CBDC Bridge)的一个区域化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将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便利跨境贸易场景下的本外币兑换。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实质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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